南朝佛教和佛教音樂的興盛，并不是梁武帝人的功勞，與他同時的其它些信仰佛教的貴族文人也曾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并對梁武帝的佛教信仰及佛教事業(yè)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比如齊竟陵文宣蕭子良和沈約等人。蕭子良，系齊武帝次子，歷任會稽太守、丹陽尹、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揚州刺史、司徒等。他招攬才士，致使時才俊，盡集其門下。他在雞籠山開西邸，號稱“八友”的蕭衍等人并游其門。他不但信仰佛教烏海pvc排水管專用膠水，而且禮接僧徒，精研佛理，多有著述。他還自開講席，弘揚佛法。《廣弘明集》卷十九有瘐臬之《為竟陵文宣致書劉隱士》文，其中說到蕭子良講席的情況：　

“君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跡。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系表，共剖眾妙。”　

重要的是，他還召集有音樂修養(yǎng)的僧人集中在他的府邸探討佛教音樂的問題，“造經(jīng)唄新聲”。慧皎《僧傳》卷十五“經(jīng)師篇”“齊安樂寺僧辮”條載：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夢于佛前詠‘維摩’契，因聲發(fā)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詠'古維摩‘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勝、及僧辯等，次作聲，辯傳'古味摩’契、'瑞應七言偈‘契，是命之作。”

道世《法苑珠林》“唄贊三十四·音樂部·感應緣”，也有類似的記載：　

“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夢于佛前詠’維摩‘契，因聲發(fā)而寤。即起，至佛堂前，還如夢中法，詠'古維摩’契，便覺音韻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僧辯等次作聲，辯傳'古味摩‘契、'瑞應七言偈’契，是命之作。”

《南齊書》卷四十亦載蕭子良“招致名僧，講悟佛法，造經(jīng)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綜這些記載，我們可知：在公元489年二月十九日，蕭子良在其府邸召開了個歷史上次有關佛教音樂的研討會，參加者有僧辯、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勝等名僧。他們不但“次作聲”，每人都表演了自己拿手的經(jīng)唄，互相觀摩，而且還評出了好的作品－－僧辯的“古維摩”和“瑞應七言偈”。在這個會上（或其后），這個名僧集體，還在蕭子良的下“造經(jīng)唄新聲”，創(chuàng)造了批新的佛教音樂。在這個基礎上，他們還對這些已有的和新創(chuàng)的作品進行了比較研究與編輯工作：“并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 這些經(jīng)過討論、編輯后流傳的佛教音樂作品和蕭子良、僧辯等大德的共同努力以及這次會議所創(chuàng)造的氣氛，都對蕭衍大規(guī)模的佛教音樂事業(yè)奠定了基礎。　

2、道安與慧遠

公元四世紀到五世紀，是佛教音樂華化的時期，也是佛教儀軌的成型期。假如說陳思曹植、竟陵文宣蕭子良、梁武帝蕭衍等人是因為他們在社會地位而決定了他們巨大的影響的話，那么，另外些佛門內(nèi)部的僧，則以他們身體力行的榜樣和為僧團制定的周密的規(guī)章制度，有力地促成了佛教儀軌音樂的完善。在竟陵文宣蕭子良“集京師善聲沙門”“造經(jīng)唄新聲”之前，堪稱代佛教袖的道安、慧遠等人，已經(jīng)在為佛教儀軌音樂的建立和完善創(chuàng)造條件。　

道安（公元314－385），是東晉時有影響的僧。他俗姓衛(wèi)，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縣境），少年出。他曾師事佛圖澄，并代佛圖澄講席說法，因其面黑，遂有“漆道人，驚四鄰”之譽。在連年戰(zhàn)亂中，他率徒四處弘法，其中在襄陽弘法達十五年。當時，北的鳩摩羅什和南的道安，是名震的兩位僧。前秦的統(tǒng)者苻堅為了奪他，曾經(jīng)在西伐龜茲奪鳩摩羅什之前，先派兵南下，于東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堅克襄陽，將他迎至長安五重寺。苻堅曾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人半。”道安即其中的“人”，另外“半人”，是歷史學習鑿齒。道安在長安，受徒眾數(shù)千，大力開展譯經(jīng)事業(yè)，成就顯赫。他長與般若學，著述甚豐。他還倡出僧人以“釋”為姓，對佛教影響遠。在社會上，他的影響也很大，除了苻堅常以政事咨詢外，因其廣博的學問和出眾的睿智，成為長安衣冠弟子們請教解疑的精袖式的人物。他在襄陽講經(jīng)時，“四之士，競往師之” 。因講席太盛，不得不制定定的規(guī)矩，這就是道安制定的早的“僧尼規(guī)范”。　

慧皎《僧傳》卷五本傳載：　

“安即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規(guī)范，佛法憲章，條為三例：曰行香定座上經(jīng)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法。”

這就是后世佛教所謂的“三科法事”。其中“行香定座上經(jīng)上講之法”即“講經(jīng)儀”；“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即“課誦齋粥儀”；“布薩差使悔過法”即“道場懺法儀”。“三科法事”中烏海pvc排水管專用膠水，對后世影響大的當屬“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般學者認為此即后世“朝暮課誦”的前身。　

道安徒眾甚多，其中、有成就的應該是廬山慧遠。慧遠（公元334－416），俗姓賈，晉雁門樓煩（今山西省靜樂縣西南）人。他幼習儒典及莊老之學，二十歲見道安，為之折服，即出。他出后，稟承道安弘法風，弘法譯經(jīng)不輟。公元378年，他為避戰(zhàn)亂到潯陽（今江西九江）廬山，徒眾修道。慧遠在廬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市，平時送客以虎溪為界，故得“廬山慧遠”之稱，以別周武帝時的另位慧遠。他的隱修之道和“沙門不敬者論”影響廣，而他倡的念佛法門，在其后演衍成凈土宗，他亦被奉為凈土宗初祖。　

元興元年（公元402），慧遠在廬山東林寺與劉遺民等在阿彌陀佛像前立誓，共期往生西凈土，創(chuàng)以念佛為法門，以往生西凈土為目標的“蓮社”（亦稱“白蓮社”）。慧皎《僧傳·唱篇》載：　

“昔佛法初傳，于時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后廬山釋慧遠，道業(yè)貞華，風才秀發(fā)。每至齋集，輒自升座，躬為。廣明三世因果，卻辯齋大意。后代傳授，遂成永則。”

這“后代傳授，遂成永則”的八個字，不是泛泛的褒詞，而是概括了其后佛教史的全部事實。凈土宗的歷代祖師、名僧，如善（　613－681）、承遠（712－802）、少康（？－805）、法照（？－821）等人，都秉承慧遠衣缽，倡唱念，身體力行，使凈土宗逐漸成為佛教音樂、佛教藝術的中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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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宣唱為業(yè)”的僧們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佛教和佛教音樂的發(fā)展，陸續(xù)出現(xiàn)了批以唱誦的僧們。他們以其虔誠的信念、出眾的才華、將音樂服務于宗教，同時，又反過來大地促進了音樂藝術的發(fā)展。他們的歌唱，不但弘揚了佛法，同時也娛樂了眾生。他們的藝術水平，是那個時期藝術的水平。慧皎不但具匠心地僅因他們在詠經(jīng)唱梵面的造詣而將他們列入《僧傳》中，而且以大的熱情謳歌了他們的才華。他形容他們的歌唱是：“玄師梵唱，赤鷹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壇憑動韻，猶令象馬蜷局；僧辯折調(diào)，尚使鴻鶴停飛。” 稱贊他們的功績在于“宣唱法理，開眾心”。他并且在這些僧們大量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了佛教音樂的系列美學原則。他強調(diào)作為佛教的音樂，先要“精達經(jīng)旨”，其次要“洞曉音律”，既通佛法，又善音樂。這樣，才能“炳發(fā)八音，光揚七善”，才能符佛教音樂的美學要求：“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 慧皎還提出對佛教音樂的四項要求：“聲、辯、才、博。”既要有個響亮、美好的聲音，還要了解人們的心理和時事并能針對這些發(fā)揮雄辯；同時，還要具備文學才能和廣博的知識。只有同時兼?zhèn)淞诉@四項品德的僧人，才能夠起到佛教音樂弘法度人的作用。　

據(jù)慧皎的記載，自兩晉至南朝，出現(xiàn)了大批杰出的“經(jīng)師”和“唱師”，這兩種僧都以唱誦為其所長，但“經(jīng)師”所唱雖也有“入俗情”的功用，但主要的任務還是“發(fā)道心”，主要在寺廟內(nèi)部僧人們修行的各種場唱，重在以音聲為修行；而“唱師”的工作，則主要是“興佛化俗”，PVC管道管件粘結膠面向大眾，重在宣傳。這些僧們除了前文中曾提到的帛法橋、支曇龠、法平、法等、僧辯等人外，還有這樣些的“經(jīng)師”：　

宋京師白馬寺的僧饒，建康人，“以音聲著稱，擅名與宋武之世。響調(diào)優(yōu)游，和雅哀亮”。而與他同住寺的道綜善唱《三本起》和《須大拿》，“每清梵舉，輒道俗傾心”。白馬寺有座般若臺，道綜常常在臺外邊唱梵，邊繞臺，路人聽到，“莫不息駕踟躇，彈指稱佛”。同寺的明、明慧，“亦有名當世”。　

宋安樂寺的道慧“特稟自然之聲”，所以格外喜好“轉(zhuǎn)讀”。他還擅長即興創(chuàng)作，唱時“發(fā)響奇，制定準”。但“條章析句”，仍然“綺麗分明”。　

宋止謝寺的智宗，建康人，“博學多聞，尤長轉(zhuǎn)讀。聲至清而爽快”。每逢寺里“八關齋”，夜之后，四眾昏沉欲睡的時候，他便“升座轉(zhuǎn)，梵響干云”，以至大“莫不開暢體，豁然醒悟”。在他之后，該寺還有慧寶、道詮二僧，也“豐聲而調(diào)”，得到宋明帝的賞識。　

齊烏衣寺的曇遷，本是月氏人，寓居建康。他不但精通儒、釋、道三教的理論，還是當時的書法和的經(jīng)師。而且，他不僅長于唱誦，是佛教音樂的創(chuàng)作。他“巧于轉(zhuǎn)讀，有窮聲韻。梵制新奇，特拔終古”。當時的名士義康、范曄等人，都與他來往密切。與他同時的，還有道場寺的法暢和瓦官寺的道琰，也“富聲哀婉”，雖然不如曇遷，但也僅次于他。　

齊東安寺的曇智，建康人，“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jīng)論書史，多所綜涉”。他不但“有亮之聲，雅好轉(zhuǎn)讀”，能遵照師承講唱，而且還常常“拔新異，調(diào)清澈，寫送有余”，有所創(chuàng)新，被當時的公大臣所器重。　

齊安樂寺的僧辯，建康人，曾與蕭子良在永明七年起“造經(jīng)唄新聲”。他曾向曇遷、法暢學習唱誦，得其風范。但在晚年“措意斟酌”，對唱誦之事頗費思。他的唱誦，被稱為“哀婉折中，步齊初”。據(jù)說他曾在夜里唱誦經(jīng)文，引得“群鶴下集階前”，直到他誦畢才飛走，從此名聲大噪。　

齊白馬寺的曇憑，南安人，年輕時到京師學習轉(zhuǎn)讀。起初沒有得到時人的許，“于是精規(guī)矩，加研習”，終于在晚年得到大的承認。他尤其擅長誦《三本起》經(jīng)。后還蜀，“巴漢學者，皆崇其聲范”，成為西南地區(qū)漢傳佛教唱誦的祖師。據(jù)說，他還鑄造了四川佛寺中的口銅鐘。　

齊北多寶寺的慧忍，建康人，他曾跟僧辯學習，“備得其法”，但他的聲音“哀婉細妙”，比他的老師還要好。他也曾參加永明七年的佛樂研討會，與他的老師起參與了梵唄新聲的制作。此時的經(jīng)師們，還有法鄰、曇辯、慧念、曇干、曇進、慧、道、曇調(diào)等人。

與這些經(jīng)師們相似的唱師們，也有不少人在佛教的聲樂面出類拔萃，青史留名：　

宋京師祗洹寺的道照，西平人，年少時即已“兼博經(jīng)史”，出后，“披覽經(jīng)典，以宣唱為業(yè)”，成為職業(yè)的佛教音樂。他“音吐嘹亮，洗悟塵心”。而且，能夠根據(jù)當時發(fā)生的事臨時編造唱詞，符慧皎提出的“聲、辯、才、博”的要求。他曾在宋武帝的內(nèi)殿設齋講唱，頗得皇帝的嘉許，次法會竟得到三萬錢的布施。他的弟子慧明，“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宋長干寺的曇穎，會稽人，他“屬意宣唱，”。不管什么人請他，都視同仁，不分貴賤貧富。　

宋瓦官寺的慧璩，丹陽人，他也是“該覽經(jīng)論、涉獵書史”，有著多面的才能。但在“眾技多嫻”中，“尤善唱”。他“出語成章”，在唱的過程中隨時有即興的創(chuàng)作，“罄不妙”，后被皇帝敕命為“京邑都維那”。　

宋靈味寺的曇宗，秣陵人，“少而好學，博通眾典。唱說之功，步當世”。他的才能，也表現(xiàn)為“辯口適時，應變盡”，能隨時隨地根據(jù)需要創(chuàng)制新說新韻。孝武帝妃殷氏薨，他曾親在宮內(nèi)為其設法會薦度，令孝武帝“泫愴良久，賞異彌”。與他同時，靈味寺還有位僧意，“亦善唱說”，曾“制談經(jīng)新聲，哀亮有序”。　

宋靈味寺還有位曇光，會稽人，好很多，“五經(jīng)詩賦、術卜筮，不貫解”。三十之后，突然感悟自己以前所學“皆是俗事”，遂在他人勸說下“迥心習唱，制造懺文”，終于得到道俗兩界致的傾仰。　

齊興福寺的慧芬，豫州人，十二歲即出。他在京都白馬寺的時候，御史中丞袁愍孫認為出人偏執(zhí)，難以入探討理論。他遇到慧芬后，聽其唱，“芬既素善經(jīng)書，又音吐流變，自旦至夕，袁不能窮”。于是大為折服，率弟子皈依，敬以為師。　

齊齊福寺的道儒，渤海人，寓居廣陵。他也是擅長即興創(chuàng)作，“言預撰，發(fā)響成制”，臨時創(chuàng)編的詞曲，都成為完善的作品。　

齊瓦官寺的慧重，以唱聞名，被宋孝武帝賞識，“于是當唱說”，成為業(yè)的唱師。他“稟清敏，識悟沉，言不經(jīng)營，應時若瀉”。也是不預先構思，只要登座唱，就象流水樣滔滔不。　

齊正勝寺的法愿，穎川人，“本事，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蓍爻占相，皆備盡其妙”。他與其他唱師不同，雖善唱，但“率自心抱，事宮商”，強調(diào)發(fā)自內(nèi)心的悟和靈感，不重視音樂及形式。文惠太子曾問他：“葆吹清鐃以為供養(yǎng)，其福如何？”他說：“昔菩薩八萬伎樂供養(yǎng)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死牛皮，此何足道？！”齊隆寺的法鏡曾拜他為師，“研習唱，有邁終古”。該寺的道親、寶興、道登等僧，“皆祖述宣唱，韻華言”，成為永垂史冊的唱師。

值得注意的是，晉宋之時的經(jīng)師與唱師，除來自西域的而外，大部分來自建康或建康附近。僅以慧皎《僧傳》中“經(jīng)師篇”、“唱篇”為例，共設傳21篇（不包括附傳），在這21名僧人中，來自西域的3人（皆寓居建康），建康人5名，來自建康附近的6名。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佛教的唱誦音樂，從開始便受到江蘇地區(qū)音樂的刻影響。而千百年過去了，直到今天烏海pvc排水管專用膠水，江蘇及其附近地區(qū)，依然以出經(jīng)懺法師聞名于世。